中共長壽區(qū)委宣傳部 整理
宋代官學雖經(jīng)范仲淹、王安石等經(jīng)世派的改革,但無力解決科舉與學校的矛盾,官學教育弊端日顯,無法承擔“立學教人”的重任。鑒于此,理學家們將書院講學與傳播理學結合起來,立起通過創(chuàng)辦書院而實現(xiàn)教育改革。如此一來,宋代書院既是理學教育思想實踐的教育基地,又是研究理學思想、教育思想的學術基地。
宋代重慶書院的教學亦旨在探究學問、為傳播理學思想而培育人才,進而通過學習參與政治來實現(xiàn)他們的政治意圖和思想傳播。宋嘉祐間,宋朝儒家理學思想開山鼻祖周敦頤(號濂溪)任合州通判,州人張宗范從其學于養(yǎng)心亭。南宋理宗初年(1225年),大府安少卿于張公從學故址建瑞應山房以祀濂溪,又于原養(yǎng)心亭建為養(yǎng)心堂,即濂溪書院;北宋理學家程頤與譙定在涪陵北巖點易注易,完成《伊川易傳》。紹興狀元馮時行在縉云山讀書,創(chuàng)辦縉云書院。號為“朱熹高徒第一人”的庹正在銅梁創(chuàng)辦庹子書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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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什么樣的教學目的就必然要有與之相適應的教學內(nèi)容和教材。宋代重慶書院以理學思想為指導來制訂教學計劃,安排教學內(nèi)容。教學內(nèi)容以理學著作或語錄為核心的儒家典籍,兼涉文史學科知識。書院主講者樂于把自己的著作作為書院的教材,講述獨到的學術見解,與學生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。
教學模式上則傾向于師生之間互動,在自由平等環(huán)境中互相促進、提高。最早開啟“教學相長”模式的當屬北宋末期的易理學大師程頤與其弟子譙定。師徒二人探討易理,亦師亦友,后又聯(lián)袂講易于北山之穴,并共同注解周易,史稱“北山有巖,師友游泳其中,涪人名之曰讀易洞”。元符二年(1099年),程頤撰著《伊川易傳》這部易學名著、理學佳作,正是師徒積累探究的心得結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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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教學組織方式來看,宋代重慶書院采用的講授法都是“開堂講說”,一般由名師擬定課題,聚集生徒,進行課堂教學,或專門禮聘有作為的其他名師來書院,為學生做專題講座。還靈活采取“論辯問難”的教學方法。“論辯”是指講學時融入自由討論學術的教學方式,師生可以直接論辯交流以,共同研習學問?!皢栯y”則是教師講課時采取問難式方法,主張經(jīng)典中的義理只講七分,余下的由學生“自行體究”,靈活構造、生成與開發(fā),繼承了孔子“仰之彌高,鉆之彌堅,瞻之在前,忽焉在后”的靈活教學藝術風格與”循循善誘人,博我以文,約我以禮,欲罷不能“的啟發(fā)誘導精神,提高了學生的思考和分析能力。
宋代名臣李曾伯在《竹林書院記》中曾記載書院講學情景:相與聚辯講習,以存心養(yǎng)性,以砥節(jié)厲行,將見英才輩出,文風日趨于盛矣!《四川通志》卷七十九記載,五峰書院中的學習氣氛開放、活躍,師生之間亦師亦友,“以為士友講會之所”。孝宗乾道二年(1166年)夔州知州王十朋買童山造林,沿江植枊種果,創(chuàng)建靜暉書院,舉辦以詩會講、以詩會友各項活動,促使學院師生關系融洽和諧、學習氛圍生動活潑。
正是堅持“教學相長、論辯問難、亦師亦友”的特有模式,培養(yǎng)大量學以致用的高素質人才,或造福家鄉(xiāng),或為朝廷所用,或為他人之師承擔傳道授業(yè)之職。在對知識文化、道德精神的向往與渴望之中,民眾求知的熱情高漲,帶動宋代重慶學風漸濃、人才漸盛。